这不是一个缺少大师旗号的时代。

这是一个缺少大师境界的时代。

似乎只要放眼望去，整个图书市场里充斥着一片“鸿篇巨制”“毕力倾注”之类的口号。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，这一片知识交易金钱的熙熙攘攘下，培育大师精神和学术氛围的土壤荒芜着。

在中国，红学是一问疑一探寻逐渐从清朝末年兴盛起来的。说道现代不得不提一位人物，周汝昌。他倾力六十年于红学之上，亲力发掘出无数史料，首创了考据一派，直至耳聋目盲仍孜孜不倦口授于子女笔录。他从来没有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宣传过一次他的作品，甚至可以为了他人的研究将资料赠与他人。周汝昌是淡然的，他说，对于名利，他没有看见什么值得分精力来追逐的吸引力。

但是无疑中国文学研究看见了，否则也不会以红学的名义在中国设立一个又一个的基金，召开连日不断的发布会；否则也不会因周老遗愿是将所有著作无私奉献而心生怨气。只是若是被看作了足以养活研究所的财富，这些著作又会起到多少推动文化前进的作用呢？

真正愿意沉下新来，不满足于现状，想真心改变的人太少了；多的是咀嚼着残羹冷炙还以为是学术精髓沾沾自得。就像前些阵子国学之热蔚然成风，各种细说、杂谈纷纷出世。无可否认，这些是有助于人们熟悉国学的铺路石，但若是把这些浅薄的快餐化文化视作国学本身，就是自满心态的预兆。“那些是国学吗？那只是让我们看见中国还有过写着东西。”

文化领域的自满是可怕的，自满于现状而大张旗鼓地吹捧自己的人则是更加可怕。善于吹捧和钻营的人一旦形成气势上的胜利，对于人们起到的导向可想而知。所以杨缘先生才不愿掺杂于世事，独自生活，独自思考和写作。

大师的气势是易于营造的，只是大师那样沉静、自谦退让而从不满足从不止步的气度和境界难于达到。晏子的车夫或许不算是个学术广博的人，但好在他知错就改，亦可谓善莫大焉。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晏婴一般睿智，但至少我们可以从如今的迷雾中醒来，辨识清楚自身和自身永不停步的追求。

至少我们不能再做回沉溺在所谓得意当中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