舆论自由的限度

——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》读书笔记

首先解释一下题目，乍一看，自由与限度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，但是实际上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。自由，是人类所追寻的某种倾向，形象地说，就是自己手指伸直的时候可以触碰到天空，腿迈开的时候可以横跨星系的感觉，它是无边无际的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。但是前者的自由是指人类作为个体而生活在现今的土地上，我们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把每个个体集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，成为一个概括的词——社会。难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享有自由了吗？并不是，但是为了社会的自由，个人的自由必须有所限度，否则就会衍生出这样一种情况，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源，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活火，二者都是在个体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，本身对于周围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一旦处于共同体之中，难免其中的分歧会被扩大化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困扰，不可否认，二者的论争促进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讨和发展，但是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朴素唯物主义上。社会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等于其中多数个体的自由，社会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，比如我们变成了社会主义，而欧美还是资本主义，当然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，资本主义终究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，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社会都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发展，并且这种自由意志符合了组成这个整体的大多数个体的利益，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由，但是还有少部分的自由因为尊重社会自由而被剥夺，这种方式就是社会舆论自由的限度，这种限度不同于国家政策法令发布的禁制令，而是一种社会上自由形成的默认的隐形高压线。

《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》事实上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由国家颁布的文化法典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，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由，同时也消弭了社会的自由，它不是社会自由的限度，而是一种带有压迫感的强制力，其中“要谦逊”指的是文学工作者不应该过于张扬自己的观点，但是马克思主义推崇思想的独立性，这种独立性就意味着不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，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，比如对于普鲁士霸权的不满，这是舆论的自由，而且这种自由也是社会的自由，不应该受到限制，现在国家要求政府发声，百姓发声，就是要求人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，不能和封建社会一样湮灭了人性，当时尼采说上帝死了，大家都认为他疯了，但是究竟是谁疯了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世界，你看精神病是精神病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我们才是精神病，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思想里，既然活着，就要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，这不会也不应该受到限制。“要严肃”就是文学语言应该用政治化的口吻表达政治的观点，马克思认为这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，没错，是什么组成了我们的灵魂，是自由旗帜下的歌唱、沉思、记忆，希腊神话中每一个缪斯都是我们灵魂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我们不能只谈政治，我们生活里有诗，有酒，有远方，我们要谈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，我们要谈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，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里写莫谈国是，而不是国事，就是要说自由包括政治，但政治并不是全部的自由。“要合乎真理”，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但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一种真理，那就变成了“要自由”，“自由”和书报检查不就矛盾了吗，普鲁士用歪曲的方法把真理解释成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论，完全是污蔑了真理的客观性，真理是在变化的，不断发展的，眼前要求合乎的真理，可能在未来就是谬误，真理之所以能突破谬误的局限，就是打破了单一的色彩，突破了官方的局限，可能当时没有人认同，但是真理存在于时间的永恒，梵高的画作在他死之后才被人们认同，牛顿颠扑不破的定律也被爱心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打破，这就是真理的发展，这才是社会的自由，这种自由不能用舆论自由的限度进行讨论，它和社会处在相同的层次，即一种促进人类自由的共同领域，它超脱了舆论自由限度的讨论标准，是对个体自由本质的讨论，只有接受这种自由，才能更接近真理。

那么，舆论自由的限度应该去怎么样理解呢？社会里，有些个体是在为自由意志发声，比如克罗齐谈直觉，不生分别，不假思索，不审意义，不吝名言，当你看见一朵花的时候，那并不是直觉，而是经过你直觉的分辨，产生了一朵的概念。这就是在探求人类的艺术理念如何而来，这就不会受到舆论自由的限制；而某些为个人利益，而不是本体自由的狂妄言语往往应该受到管制，众所周知，科学家刚刚发现了引力波，一些好事者就把郭英森多年前一些提出引力波的言论提了出来，说我们应该尊重人家发言的权利，给人家机会，人家是自由的代表，我个人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，一个工人，高中数学都做不对，想要凭着一台类似收音机的装置发现引力波，真是应了空手套白狼这句俗语，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，重点是有些人即使知道他错了，还在说“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”，这种观点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胡言乱语，乱说一气吗？今天我可以说我能发现虫洞的奥秘，明天你说我能看见历史的真实，这些哗众取宠的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要你捍卫他根本不存在的舆论自由。一个人说话，一定是有对有误的，但是在明确地了解自己错误的基础上还在口出狂言，我认为他已经丧失了发言的权利，也就不享有这种自由，换而言之，他的自由因为他对自由的欺骗而遭到自由本身的剥夺，马克思说玫瑰花和紫罗兰有着不同的芳香，但前提是确实在散发着芳香，我们也没有要求每个人都遵循着相同的观点，没有要求每个人都相信引力波的存在，但是你不能假借自由的名义去获得自身的利益，而这种物质上的利益是自由嗤之以鼻的，在利用自由去达到这种目的的时候，你也就失去了自由的青睐，也就需要受到舆论的限制。

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点是人学和实践，从人学的角度，人的本能应该被无条件的发掘，不能因为外界而受到限制；从实践的监督，想要得出认识就必须经过实践，话语作为实践形式的一种，需要被自由保护。但是自由的保护对象是拥有自由思想的独立人，而其他的附庸言论应该被加以限制，以免玷污了自由的神圣土地。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，突出人的自由意志，海德格尔说自然为人立法，突出的是自由的限度，二者并不矛盾，康德认为的是唯心主义的以个体为本，自由的旷阔无极，海德格尔说的是社会群体下自由的限度，人与人在社会中，就好比一个一个的圆圈，总会有交集，圆圈在这种交集下就会侵入各自的内部，对他人的自由造成侵扰，为了减少这种侵扰，才制定了限度，所以说这种限度是在法律层面的，而不是精神层面的，精神层面的限度就是对于上文所提到的附属品的限制。卡夫卡《法的门前》深层次上讨论的是世界的大门是否而为一个人而开，我认为在个人精神的世界上是的，但是在人类的共同层面上不是，弘一法师临终前说悲欣交集，感慨灵魂获得自由的同时又对这个世界的本质产生终极思考，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形式上的自由，而是内在的精神上的自由，形式主义的罗曼雅各布逊说文学是对普通语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，他拘泥于文学的形式，而没有从更高的灵魂自由的角度来解读文学，就像在乔姆斯基以前，人们都在研究什么是语言学，而没有人去研究这种内在的意义。舆论的限度在形式主义下当然存在，因为有了标准，所以有了规矩，但是当我们的自由超脱了形式的局限，进入了一种神化的思考状态，这种限度也就当然无存了，所以当我们这些平常人在进行正常的交流时，这种限度是存在的，因为我们注意到的仍旧是外在的表象，很难用自然的直觉去探求灵魂的自由，心灵的解放，所以，这种舆论的限度属于平常个体，而不属于超脱形式的独立自由的精神。马克思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》提出应该突破的舆论限制，只是政府形式上的法律限制，而更希望人们去了解事物的本质，去突破自由的限度，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思想。这种舆论限度，就像鲤鱼跳的龙门一样，与其说是对于平常人的一种约束，不如说是吸引常人去超越自身，追求自由的一种挑战，一旦通过，自由就会在黑暗中燃起一盏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