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症

故事要从俩年前说起，那年，我还是呼和浩特一名普通中学的高三生。虽整日为学习忙的不可开交，以至忘了吃饭，忘记了刷牙。有一件事却是每星期的准则，无论多么忙每个星期总要给姥爷打去一个电话，有时几句简短的问候：“吃了么”“最近身体好些了么”“关节疼的话记得每天多穿衣，换洗的衣服放那让大哥洗。”也就是这简短的几分钟的通话，却成了姥爷逢人必讲的事，讲来脸上还洋溢着自豪。

高中的生活，除了繁忙便是繁忙。每日六点起床，睁开眼，俩分钟的时间便能轻松洗漱完毕,穿着富有青春年少感的校服踏上通往学校的路。放学、午休、起床、上学、下学、睡。倒也能在忙碌的学习中抽出几十分的闲暇时间，揣着一本表面泛黄、扉页印有早已模糊的“民国三十八年”字样的书，来到操场边上，坐在一因长满苔藓而泛青的石台上，小心翼翼的品味书中的每一句每一词。倘若晴空万里，又赶上阵风吹来，荫阴在阳光下来回晃动，像扭着小脑袋的吉娃娃。这时，连书中的字都富有深情，须静下心来细细琢磨。

书是姥爷在十五岁生日送给我的，那时还在埋怨，怪他送的什么奇怪东西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还不能把玩。姥爷算得上一辈子的知识分子，在那个穷人家的孩子还在地里挖野菜，捡牛粪的时候，姥爷已进入私塾，并能熟练的背出四书五经。姥爷一辈子行善，话少，但心里想的都透露在事里事外。建国后也是因为他为人憨厚，好行善事，地方政府对地主老财进行批斗，有的财主是被活活烧死，有的地主是被折磨的不成人样无奈上吊自缢。唯有姥爷幸免于难，几百名村民联合上书政府才洗清了姥爷的罪份。建国后，姥爷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那一行，尽管当时对“老师”这个职业还有很多贬低的看法，像是“臭老九”“教书匠”。

儿时记得最神秘的事无非是偷偷摸摸的潜入姥爷的书房，书房不大，大约有六张垫席大小，略显狭长，近门左侧处是一利花古木桌，一把檀香实木椅，细闻还散发着古桐香。右侧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，尽头处则放有俩列约一人高，宽近俩米的书架。书架整体呈墨绿，细看还夹有古桐色，满满陈放着叫不来名的书，每本书都被姥爷亲手包的书皮细心呵护着，大概是因为年事久远，书皮都已泛黄泛绿，但内容却还清晰可见。姥爷的书从来不外借，谁来借阅必遭一阵数落，连自己宝贝女儿都无可奈何，唯独只有我能在姥爷书房来去自如，遇到喜欢的拿回去，看完记得还来即可。

中考以后，独自一人来到呼和浩特，忙碌的生活让我再无暇能顾及到姥爷，没时间陪在他的身边，也没有机会捧着一本写满文言文的《聊斋志异》读给他听。儿时以为姥爷是无所不知的神，长大后蓦然抬头看到他的模样，却是这般消瘦。

查出病的时间是高二暑假，食道癌，晚期。此时他已枯瘦，变得木讷，没有一丝的精神头，白发稀疏，脸泛蜡黄，眼窝凹陷，空洞般的双眸，连下床的力气也没有。他也自知病愈无望，只想再拖拖，不要花太多医疗费。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在读一本书，走近才发现书是拿倒的，这对于爱了一辈子书的人是莫大的讽刺。他时而也会清醒，读着我的文章，磕磕绊绊，虽然有些字早已忘却，但仍能看到他苍白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。

去年五月二十一日，那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到姥爷乘着一辆车，姥爷盯着车窗外的风景，夕阳从远山的顶端滑来，血红色映满了苍空，云团拉扯着云团，逃荒一样的漫天游走。姥爷手里依旧捧着他那本印有民国字样的宝贝书。他打开车窗，晚霞嬉戏着逃到他的脸颊，半个脸照的通红，微风吹散了他的头发，露出豁亮的脑门，却毫无岁月的痕迹。车子走走停停，消失在夕阳与落霞相交的远方。 

得知姥爷离世的噩耗是六月九日，消息被家人隐藏了近四十天，我却因为高考完全搁置了之前的准则。现在不愿去回忆，实则是不敢去回忆，深深的悔意无法改变已逝去的事实。母亲告诉我，姥爷走得时候枕边还放着一摞书，足像座小山。姥爷立下遗嘱，延续了他的犟性，书房留给了我，其他人不得进去。

时至今日，每回到家中，凡有一日闲暇，便在书房逗留一日。只有在书中能寻得到姥爷的身影，寻得到那位用一生时光爱书的慈祥老人。